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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途河边的彼岸花

曼珠沙华,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

 
 
 

日志

 
 

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5)  

2009-05-11 01:28:03|  分类: 国人骄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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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美奋斗
  “李博士!李博士,轮到您出庭作证了。”法警推门而入,将我从回忆中带回到现实来。
  我放下手上的报纸,端正一下领带,拿着大堆资料走进了法庭。法庭内有十二位大陪审团团员坐在椅子上看着我。首席陪审员叫我举起右手,宣誓要如实作证。
  完成这些手续后,他开门见山地向我说:“李博士,我们听取了前面几位刑警的调查,但是听起来很可能是巧合,难以断定罗纳是杀害乔安娜的凶手,我们想看一看您究竟有什么证据能确定罗纳的杀人罪嫌。”
  我拿出放大的凶刀照片,刀刃上隐约可以看到一些血迹。坐在一旁的检察官查理士开始问道:“你能否告诉我们凶器上血痕的化验结果?”
  “凶器上的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我答道。
  “随后你从被告身上取得的血型是什么?”
  “与现场证据所搜集一致,血型是B型,PGM酵素是2—1型。”
  “血型相同的可能性如何?”
  “白种人中一百人中大概有八到九人为B型血型。”
  “PGM酵素为2—1型的比例如何?”
  “比例是58.9%。”
  查理士展示出我事先准备好的图表,指着图表上的数据,继续问道:“这么说来,同时拥有B型血型,PGM酵素2—1型的比例是在7%以下。”
  我回答说,“是的。”
  接着,查理土展示出凶器刀柄上取得的指纹照片,与罗纳的指纹照片并列。他问道:“李博士,你能否向陪审员解释一下这两个指纹的比对结果。”
  我好像是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指纹比对一样,用简明易懂的方法深入浅出地解释两者间的相同之处,并清楚地表示,“这两个指纹是同一个人的手指。”
  查理土问道,“指纹相同的比例是多少?”
  我答道,“几乎是零,目前仍未发现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原来无精打采的大陪审员开始仔细端详这些照片,好像小学生看着老师做实验一样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解说和示范。
  查理士发现陪审员对检方的证词越来越感兴趣,赶紧趁热打铁地再展示一张放大的照片,问道:“李博士,这是何物?”
  我答道:“这是我在乔安娜尸体旁发现的火柴棒。”
  他接着展示出另一张放大照片:“这又是什么?”
  “这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火柴盒。”
  他将这两张照片放在一起,问道:“李博士,你能否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关系?”
  我将现场搜集到的火柴照片叠在火柴盒照片上,解释说,“从这根火柴棒末端的纸张纤维、纹路及撕痕可以看出,它与火柴盒片上的第三根火柴棒断头原来是连在一起的,进一步的化验还显示出它们的纸质及酸度都是一样,也就是说,现场的火柴棒是从这个纸板火柴盒上撕下来的。”
  查理士看到陪审员关注的神情,更加兴奋,又接着向陪审员展示装在透明塑胶袋内的鞋带,问道,“李博士,袋内装着的是何物?”
  “这是绑着乔安娜手脚的鞋带。”
  “鞋带上面红色的东西是什么?”查理士问道。
  “红色的东西是一种红色油漆。”
  接着他又拿出另一个透明的塑胶袋,问道,“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我答道,“这是警察在罗纳家找到的另一条鞋带。”
  “上面红色的东西又是何物?”
  我答道,“也是红色的油漆。”
  “它们的化学成分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
  查理士停顿片刻,接着问道,“从这些证据比对看来,罗纳一定是杀害乔安娜的凶手,是不是?”
  我以肯定的语气答道,“科学化验的结果,所有物证都与罗纳有关。”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结束了检方的直接盘问,在座的陪审员也友善地向我点头示意告别。我心里想,他们一定理解了我所解释的这些科学证据。
  刚刚走出法庭外,成群记者就围了上来,争先恐后地询问我的证词。我向这群在门外苦苦等候多时的记者微笑地回答说,“很抱歉,我不想为难你们,但是我在法庭上宣誓过,不向外界透露在大陪审团的作证内容,所以不便提供任何消息。”
  这群记者发现我不肯透露任何消息,也渐渐散开,我正准备离开法院大楼时,一位女记者仍跟随着我,她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是康州《名人杂志》的记者,她已在法庭外等了我半天,我脸带歉容地表示:“我真的不方便透露案件的内容。”
  她倒爽快地说:“我不是问有关乔安娜这一案件的,我想写一篇有关您个人的故事。”
  我答道:“我并不是什么名人,没有什么好写的。”
  “不,”她快语地打断我的说话,“您从台湾到美国,从学生变成教授,再从教授变成现在州政府警政厅刑事鉴识化验室的主管,您本人的奋斗经历足以写成一本书。”
  她搬出了一大堆理由,最后我发现难以拒绝她的采访,便和她走到法院门外的椅子旁,向她介绍我在美国的经历……
  1965年,我收到住在纽约的三姊李小枫的来信,获知已办妥所有到美国留学的手续。我们马上将所有的钱都汇集起来,打理好行囊就踏上留美之途。
  我们刚到美国时居住在纽约,付完机票及房租后,身上只剩下五十美元,三姊和姊夫也都是学生,很难在经济上支助我们。我们一安定下来就马上出去找工作,终于在纽约大学医疗中心找到一份化验员的工作。妙娟也和我一样起早摸黑,兼差替别人带小孩,有时到餐馆做服务生。
  在台湾的我虽然花了很大工夫学英文,并且在阅读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毕竟没有受过正式的训练,刚到美国听到别人叽里咕噜地说话,我听得都呆住了,虽然听懂一两个字,但是仍难以理解别人说些什么。自己要跟别人讲英文时,也总是在脑中想了老半天,将想说的话想好才敢开口,有时开口,说了别人也听不懂,只好比手划脚地慢慢向别人解释老半天。我发现自己英语的听说能力仍需加强,便在大学选修一些英文课,在课余及上班时一有空就训练自己的听说能力。刚开始时会说错一些句子,但经过多次训练,慢慢地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在脑子里先翻译才能开口说英语。
  我们住的地方很狭窄,公寓内只有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这些简陋的家具都是从救世军的廉价商店购买来的。有一次,在砂唠越[url=http://fayi.98148.com.cn/][/url]就认识并成为好朋友的马来西亚众议院院长到纽约顺道来探访我们时,摇着头说,“亨利,为什么你们要选择离开砂唠越,您已经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总编辑,您太太也升任妇女部的部长,你们在马来西亚的前途十分看好,你们在砂唠越的住宅这么宽阔,依山傍水,而现在这里如此简陋,你们何必自讨苦吃?”我回答说:“您可能永远也不能理解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前途就在于充实自己,多念点书。”说实在的,我很怀念在马来西亚的日子,生活很清闲,前景也很美好,但是在东南亚,虽然华人有经济实力,但是并没有任何政治及社会地位,一直是其他族群排挤、歧视和打击的对象,而美国生活虽然艰辛一些,但是毕竟有海阔天高任鸟飞的空间。
  院长见我们毫无返回马来西来发展的意愿,就顺水推舟地说:“我想你们宁愿做大海里的小鱼,也不愿做小池塘里的大鱼。”
  留学生的生活清苦忙碌,昂贵的学费更让我们捉襟见肘。有时,为了节省五分钱的地铁车票,下班和下课后我都走路回家。夜深人静,独自一人走在路灯暗淡的马路上,四周是黑漆漆的大楼,路显得格外的长,走累时停下来喘口气,心情十分低沉,总是自问道,“何时才能走完这段路?”但是我总是鼓励着自己,路虽然很漫长,很孤单,但是只要你走出一步,你离目的地就近一步,千万不能停在原地叹息,否则永远都无法到达目的地。
  但是生活并没有给我们喘息的机会。不久,太太怀孕了,为了赚钱养家及缴交学费,我不断加班,别人不愿意去做的苦工我都接下来做。幸好我在警校与服役时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每天只需要睡3~4小时就起床读书,然后整天出外工作,晚上再上课,回家后又埋头读书。
  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女孝美呱呱落地。有了小孩后经济压力更大,生活也更加忙碌,但是在外面忙碌一天,回到家里,看到小孩脸上如天使般的笑容,所有的劳累就烟消云散了。
  尽管生活艰苦,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念头,但攻读哪一门科目,让我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决定到纽约市立大学化学系从大一念起。但是我不能像普通大学生一样慢慢念,因为毕竟时不我待,与其他学生相比,我的起步明显地慢了许多,同时没有人帮我付学费,我没有足够的钱来让我慢慢念。大部分学生每个学期都选12~24个学分,我决定赶紧将课程念完,便注册登记20~26个学分。注册组的职员说,“没有人能在一个学期念完20个学分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回答说:“让我试一试,如果你不让我试,你怎样知道我办不到呢?”经过我的一番苦求,这位职员勉强让我注册20个学分。
  我知道我在和时间与金钱赛跑,我在第一个学期念得很好,成绩全都是A,第二学期注册时,学校就不再找我麻烦。从此之后,我体会到,千万不能因为别人说“不可能”就放弃自己的目标,一定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使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
  在60年代后期,美国学术界开始流行一门名叫法庭科学的学科,后来被惯称为“刑事鉴识科”,它将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原理及方法应用到刑事及法庭工作上。这门应用科学颇受刑事界及法律界的重视,因为它是透过先进的科学方法来进行刑事鉴识,以作为法庭上的证据。
  此外,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任何嫌犯在未经陪审团的审判前都被视为清白,检方必须在十二名陪审员之前提出不会让人产生合理怀疑的证据,来说服所有陪审员使之相信嫌犯是有罪的。如果其中有一名陪审员不为说服,整个案件就会流审,检方就得重审或决定不起诉。这种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宁枉勿纵”截然不同,美国十分尊重宪法给予被告的权利,有人称这个制度就是“宁可误放四个罪犯,也不冤枉一个清白人”,因而,检方要起诉被告,必须具备充足的证据。
  以往的主要证据就是目击证人。但是,随着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淡薄,证人频遭报复,越来越多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另一方面,有许多案件是根本没有任何目击证人,只能依靠在现场所留下的间接证据来追索犯罪事实。
  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刑事鉴识能藉助先进的科学技术让证据说话,提出被告有罪的间接证据,也可以证明被告不在现场或被告无辜。因而,法律界及刑事界对这门新兴学科的需求越来越大。其实,早在十四世纪,中国就有一本名为《洗冤录》的著作,为世界上的第一部法医[url=http://fayi.98148.com.cn/][/url]专书。到了十七世纪,欧洲开始盛行以法医手法来作刑事鉴识;十八世纪时,尸体解剖已成为侦破刑事案件的主要手段之一。
  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科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开始延用到刑事案件的侦查上。血型及指纹辨别的侦查方法逐渐在刑事界使用。而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刑事鉴识的技术也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能见微知著。
  这门学科的难度很深,除要有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外,还要全盘了解美国的刑事系统、法律系统以及警方的作业方式,但是这门学科真正成为显学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后才开始的。在30年代,全美只有三个刑事鉴识化验室,到了1965年时,全美的化验室增加到一百多家,用科学方法在法庭上鉴识物证越来越盛行,但是当时只有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设有刑事科学学系,后来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随后跟进,设立了全新的法庭科学系。
  由于我在台湾曾受过警官的训练,也参与过初步刑事鉴识,觉得这一专业既能让我发挥专长,又能满足自己的兴趣,便决定去提出申请。过了不久,我顺利地申请到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新设立的法庭科学奖学金,正式攻读学土学位。另一方面我并没有辞去化验员的工作,仍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课。
  从化学系转到法庭科学系后,功课更加繁重。系里有一位名叫彼德·迪佛斯特(Peter DeForest)的教授。学生都称他是全校最凶、最严格的教授,每次考试都是几百题,班上的平均成绩是40分,但是我每次考试都得到80~90分,每次考完试后,其他美国学生都很佩服我这个中国学生,偏偏我的高分拉高了平均分数,害得他们的成绩受到影响。后来我与迪佛斯特合著了多本刑事科学方面的教科书。
  由于学士学位除要求选修本科系的课程外,还必须选修一些通识课。我对每一门专业科目都十分认真,但对必修的音乐课一点也不感兴趣,学期末,学生要写一份音乐欣赏报告,我听完音乐后发觉自己对音乐一窍不通,便写了一份乐曲声纹分析报告,用科学方法来分析音乐节目内的音波音调,结果教授发现我的报告与众不同,这门课程我也得了个A。
  另一门必修的通识课是体育,我选了武术课。在第一次上课时,教练让我按照他的示范动作完成一组动作,我只好亮一手,表演的动作比教练还好,同学都看得拍手叫好,最后这位教练告诉我可以免修体育课了,直接做他的助理教练了。
  教授基础生物的甘斯兰教授在上完几堂课后也跟我说,我所掌握的生物学知识已超越该门课的内容,可以免修这门课。但是我觉得甘斯兰教授学识渊博,十分乐意替学生解疑排惑,我仍坚持选修这门课。除完成他指定的作业外,我还花很多时间待在化验室里做更进一步的实验,有时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实验没有完成,我就连周末也抽空赶来完成。
  有一次,看到我整天往化验室钻,得不到结果就不罢休的劲头,他跟我说:“亨利,从你的行动中,我看得出你是科学家的料子。”我听了这话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当时很多美国同学都觉得警察不可能成为科学家。甘斯兰教授对我的这番鼓励,让我更坚定信念。渐渐地,我和他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也合著了多部著作。
  我在两年内就完成了四年大学的所有课程,而在1972年顺利地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我仍留在纽约大学的化验室工作,主持化验室的诺贝尔奖得主奥卓亚教授专门研究遗传因子从DNA转变为RNA,再转变为蛋白质的过程,我在实验中主要负责导因反应实验,研究人体如何产生及控制酵素等,并且一边工作一边深造。一年半后,1974年,我在纽约大学取得了生物化学分子化学的硕士学位;同时,我还选择一些生化方面的高深难题作为研究的科目。
  这时候,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孝约,妙娟也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有了一些积蓄后,我们在中国城附近买了一间小公寓,这样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的美国生活相当艰苦,但是有了间属于自己的公寓,有了个甜蜜的家庭以及几个学位,自己觉得这十年并没有白白浪费掉。
  获得硕士学位后,我继续留校攻读生化博士学位,在1975年,我经过一年的努力获得了博士学位,一般的美国学生需要三四年,这种速度让许多美国同学对我这位黄皮肤的同学刮目相看。
  人在一生当中会不断地为前途作出抉择,就如走路一样,每走一段路就会遇到交叉路,就要选择往哪个方向前进。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我心想自己向来就对警政及侦查有兴趣,假如不在这个时候回到这个专业,以后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作了决定选择深入刑事鉴识,走进了冷门的行业。很多美国教授和同学都觉得我很愚笨,他们认为我是在世界知名的教授指导下领取到的学位,做了十多年研究,竟然就这样将这一切都抛弃,而选择当时无人问津的行业。
  当时康州纽海文大学正在招聘一名刑事科学助理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返警政的难得机会,便提出正式申请。当时校方觉得我的学历最好,但是他们怀疑我的语言能力。中国人在美国学术界往往受到歧视,美国学术界多半认可中国人的学历、经验以及出版的著作,但是怀疑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校方为此事投票表决,他们因为怀疑我的语言能力而将我排在第二顺位,另一位白人候选人虽然学历及研究经验不如我,但是在第一顺位。校方安排入围者试教,让学生参与评审,所有学生都投我的票,校方不得不听从学生的意见而聘请我出任该校刑事司法科学的助理教授。
  教职确定后,我们便举家从纽约迁往康州。
  州位于美国东北部,是新英格兰六州中最南的一州。东邻罗德岛,北接马萨诸塞州,西傍纽约州,南临大西洋。“康涅狄格”之名源于印第安语,是“在长河畔”之意。康州的面积不大,总面积是5018平方公里,在全美50个州中面积排在倒数第三名。北部是丘陵,山丘连绵起伏,六条主要河流的主干由北向南流入大西洋。南部靠近海岸线的地带是土壤肥沃的平原,四处遍布着农场、牧场和果园,最南端的海岸线,更是风景宜人。再加上工商业发达,四季分明,居住环境良好,交通方便,离纽约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因而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居住的人口却很多,全州总计有330万人口,按人口计排在其他23个州之上,在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六州中,人口总数仅次于马萨诸塞州。
  康州人口中,每100人中就有78位是白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波兰、法国或加拿大。其他的族裔还包括黑人、拉丁美洲裔以及印第安原住民。直到70年代初,才出现亚裔居民,亚裔居民目前有5万人左右,人数的增加十分迅速。
  我任教的纽海文大学就设在康州的第三大城市纽海文。这个城市位于康州的南端,就在大西洋的西岸旁,市内有著名的耶鲁大学。我的学校与耶鲁大学的历史相比当然显得年轻,不过,这所大学却给我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我在大学教授的科目是犯罪侦查及刑事鉴识。许多学生对这些学科都不熟悉,往往是因为系里规定必选而不得不上。再加上当时刑事科学仍在起步,许多传统的自然科学教授都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此外,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和教授都是白人,像我这样的黄皮肤的亚裔教授屈指可数,一些白人老教授也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私下认为我可能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未必是一位好教授。
  面对这些挑战,我并不气馁。我只有加强课前准备工作,并且以许多实例来阐述与介绍这门新兴的学科。
  我向学生介绍说,美国的司法体制是建立在证据的根基上,要证明被告有罪或清白,除人证外最重要的就是物证。
  物证能证实嫌犯是否有犯罪行为,或者证实罪名是否成立。例如,要证实强暴罪,必须证实性行为是在被害者反对的情况下进行,因而被害者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擦伤痕迹之类的证据就足以证实性行为是在未获得被害人同意下进行的。审理纵火罪时,检方必须证实被告是蓄意纵火的,不止要在现场搜集的证据中检验发现有汽油的成分,还要证实被告有购买与运送汽油,罪名中的蓄意成分才能成立。
  物证经刑事鉴识后可以将嫌犯与被害人或犯罪现场连接起来。例如,一名强暴犯在离开被害者的家后不久被警察逮捕,警察在嫌犯的裤子下端发现一些猫毛,而嫌犯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再进一步检验,发现这些猫毛与被害者家猫的毛一样,因而被定罪。
  物证经过刑事鉴识还可以辨认出犯案者的身份。例如,偷窃保险箱的罪犯都知道不能在现场留下指纹,因而作案时都会戴上塑胶手套。但是一些罪犯往往在得手后顺手将塑胶手套丢在附近,虽然作案者自己觉得是天衣无缝而沾沾自喜,不过,刑事鉴识专家能将手套内的潜伏纹[url=http://fayi.98148.com.cn/][/url]用化学方法及红外线显示出来,也可以找到嫌犯的DNA,将案犯绳之以法。
  刑事鉴识还可以还被告清白。例如,有个案子中,两名分别为8岁、9岁的儿童指控一位60岁的邻居在饮料里下药,服药后他们神智不清,这位老人家就调戏他们,触摸他们的性器官。但是经过检验他们的尿液样本,根本找不到服药的证据,再次向这两名儿童查问时,他们才承认这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故事,因为他们讨厌这个老头。
  物证可以证实被害者的证词。例如,有一名女子在搭便车时遭驾驶用刀挟持,企图强暴,女子极力反抗,手腕被割伤。后来驾车男子被捕,警察发现他的外套上有几点血滴,他辩称是刮胡子不小心割伤滴下的。刑事鉴识化验室发现这件外套上的血滴与被害者的血型相符,且并非嫌犯的血型,检方据以起诉这名男子,陪审团判定这个男子有罪。
  物证经刑事鉴识后得出来的结果,时常会使嫌犯觉得铁证如山,因而低头认罪。例如,美国曾有一段时间牛肉价格高涨,偷牛案件频传,有一名嫌犯被控盗屠,但他否认,警察发现他的衬衫染有血迹,他说这是他干活时不小心受伤流的血;刑事鉴识的结果却显示这不是人血,而是牛血,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偷宰牛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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